《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英] 约翰·比尤著，全克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新民说，2024年9月版，448页，89.00元

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比尤（John Bew）的《现实政治史：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Realpolitik: A Brief History，2016；全克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深感对于认识和思考当下的美国政坛和国际政治关系很有启发意义。在读史与观察现实之间，常令人感慨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还有就是萧伯纳有点断章取义地转述的黑格尔那句名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Hegel was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man can never learn anything from history.）。在近日关于特朗普主义、俄乌战争的舆情争议中，魏玛共和、纳粹帝国、慕尼黑协定（Münchner Abkommen）……这些历史镜头不断翻滚而来，而“现实政治”的概念也在更深层次的舆论中频繁出现。

该书原名Realpolitik: A Brief History中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指的是一个源自十九世纪德国的政治概念，不是我们平常在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时常用的那个一般性表述。因此准确来说，该书是一部以“现实政治”这个概念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观念“简史”。中译本加上去的副标题“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看来是有帮助读者理解这是一部关于政治观念的“简史”的意思。

“现实政治”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在起源与发展历史上和不同语境的现实中既有其特定涵义，同时更有种种复杂、微妙的变化。从基本语义来说，“realpolitik”指的是基于实际目标而不是理想的政治。“real”在这里并不是“真实”的意思，而是“事物”的意思——因此“realpolitik”说的是一种适应事物本来面目的政治，“它表明了一种务实、严肃的观点和对道德考虑的无视。在外交中，它通常与对国家利益的不懈追求联系在一起”（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realpolitik）。难怪有许多政治家、外交家喜欢使用这个术语来批评被他们认为是过于理想主义和执着于道德价值的政策，通过指责政敌的幼稚、不切实际而彰显自身的成熟和务实。这种与国际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政策争议与舆论风波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未曾停息，在目前这段时间由于美国政坛与俄乌战争风云突变而变得更为引人关注。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比尤在这部研究“realpolitik”的专著中试图通过分析自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观念到俾斯麦、张伯伦、基辛格等人的政治思想与外交实践，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中还原这个概念的真实涵义与复杂演变，在厘清“现实政治”这个概念涵义的基础上辨析各种以其名义生发和掩盖的功利目的和政治竞争话术。把相关政治概念的争议还原到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这就是英国思想史家、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受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的影响而提出的“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研究方法，强调将人的思想意图和概念放到历史脉络中了解，强调从文本、行动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中以揭示作者的意图。另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22-2020）也说过，研究美国革命中的诸多思想观念主题给他带来极度兴奋和发现快感（the sense of discovery），因为“这些发现产生于对历史的一种深刻语境主义研究进路（a deeply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history）——沉浸在一个久远年代的详尽情节之中，并努力去探询那个革命领袖们曾经生活和经历过的世界，而非那个预见了未来的世界” （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序言）。认真读完约翰·比尤的这部《现实政治史》，也的确令人有一种沉浸在与“现实政治”这个概念相关的那些历史情境之中的感觉。总的来说，比尤的研究使“现实政治”这个历史概念在政治现实中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在变幻的国家利益、外交诉求中表明自身的张力与可塑性，揭示出观念与实践如何在最具利益冲突的前沿中紧密缠绕在一起。

美国著名的保守派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对该书的推荐语是：“‘现实政治’是个所有人都在用，但没人真正理解的词。在这部慎思、清晰、深入的著作中，约翰·比尤向我们展示了对‘现实政治’含义的讨论，是怎样帮助塑造了过去150年里种种重大的外交政策辩论。读者若对当今世界的强权、战争和外交感兴趣，真得读一读此书。”（见封底）这位米德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2001）的作者，他在该书中不同意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分为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个不同的流派，各自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他认为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表明了与杰克逊主义的紧密联系，这也是美国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他的另一部著作《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2007）论述了近现代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诞生和崛起如何由英国开创、美国继承和维系的主题。这些视点和观点显然也与约翰·比尤的研究相关，他在该书中也参考和引述了米德的观点和著述。

该书“引言”很详细地概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是很重要的导读。这篇“引言”的题目“现实政治的回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书的中心主旨和作者的基本观点——那个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政治概念的回归的现实语境与可能性，其背景是“当前，现实政治再次受到追捧”——该书出版于2015年12月，书中引用资料也截止于2015年。回归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转折：乐观主义与胜利之感在2003年的英美政治思想中曾经达到顶峰，之后就被“历史的回归”“地理的复仇”“梦想的终结”这些思想所取代，意识形态的衰竭、经济衰退、军事的过度扩张以及中东、东欧和太平洋地区接连发生的危机，共同促成了现实政治的再度流行。作者自言该书首次全面梳理了现实政治概念的历史——“它源于德国，后进入英美两国的主流政治话语。在冲突不断的时代，人们习惯于从历史中寻找指引，或是从过去的知识宝库中寻求武装自己头脑的方法。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关于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争论可能多少带有周期性。西方政治话语对现实政治的接受度的消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页）在这里，“西方政治话语对现实政治的接受度的消长”可以看作是贯穿全书的论述主线之一，而且应该看到与政治话语紧密相连的是真实的治国策略与外交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政治也可表述为‘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者’（realist）或‘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然而，这些表述本身的含义就不是很明确”。在当前我们还看到了各种打着“国家伟大”旗号的新纳粹主义，在它们冠冕堂皇的话术中也同样标榜着“现实政治”。因此，比尔“赞同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在思想史研究中所持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对政治概念及相关政治话语的理解应回归到其产生的历史时代。它们都应当被视为特定时空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真理’的化身”（6页）。

另外要注意的是关于“现实政治”这个概念在本书中的使用，这不是一般的概念使用问题，而是具有区分国别政治话语的复杂性。“现实政治诞生之时，欧洲正处于一片黑暗之中，而且它诞生自德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因此，在英美政治话语中，现实政治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3页）早在一战之前，“现实政治”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英语中，一百多年来这个词在英美政治尤其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中也频频出现。但无论是从正面或反面的意义上使用，它始终是一个具有异域特色的外来词，即便英美两国都曾经积极推行这一概念，它始终还是会引起不愉快。不是因为这种感觉，而是为了区分这个概念的使用语境，比尤在引言中对此作了说明：在这篇引言和第一部分以及后面部分中谈到出现于德国的各种版本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词大多都加黑显示，专指路德维希·冯·罗豪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中提出的最初的现实政治概念；而在该书的其他部分论述英语世界的现实政治的时候，为了与德语中的原始用法相区分，“现实政治”一词不再加黑显示（11页）。这种区分的确是有必要的，我在阅读和写作中也时常感到需要以字体或加上引号的方法使之更符合概念史研究的表述要求。

必须看到的是，虽然“现实政治”被频繁使用，但是一方面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其含义，另一方面还应该区分不同的使用者。比尤认为不能指望当代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熟知他们所使用的每个词的出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1934年所讲的：制定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假设在政治家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根本无须多费唇舌阐述”；但是历史学家就要负责“阐明这些假设，并探寻它们对日常政策制定的影响”。更为复杂的是，在英美政治话语体系中使用现实政治一词总是带有党派偏见，在其真正含义并不明晰的语境中成为在政治上选边站队的标签。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2023）曾评论道：“为了便于选边站队，现实政治这个来自德语的词经常被用来讽刺那些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倡导者。”（5页）按照比尤的看法，“如果马基雅维利被广泛视为现实政治之父，那么基辛格则应被视为现实政治在当代最杰出的扛鼎者。因此，我们在谈论‘现实政治的回归’时，无须为基辛格的名字总是如影随形而诧异”（3页）。这也可以说明该书中译本增加的副标题的合理性，但是比尤在书中中多次谈到基辛格本人通常回避使用现实政治这个表述，而且“事实上，他在使用这个表述时，会倾向于突出它的缺陷。……与基辛格相比，其他人更能接受这个标签。有些人会自豪于身为现实政治的信徒，并且还倾向于讥讽对手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5页）。那么，我们可以明白，从被誉为美国外交现实主义典型代表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到基辛格都属于那种冷静审慎地提倡现实政治战略的实践者，而不是用其作为党争的标签。

除了对于这种使用者语境的认真辨析之外，比尤在书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现实政治”这个概念与话语系谱的发展中细心分辨观念的继承、变异，以及倡言者、使用者在这个系谱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变化等问题。即便是在引言部分，作者就已经谈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在后世的声望如何周期性变化，所谓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如何一再出现，在这过程中一些被认为践行了现实政治的重要人物如何重获声望，其中包括十九世纪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Robert Stewart， 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同时期的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还有就是，现实政治无疑与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有紧密联系，但比尤指出，如果将他视为现实政治的首要理论家则是错误的（2页）。接下来，“要断言基辛格就是俾斯麦现实政治传统的继承人，恐怕也是一种误导，我们对此将做进一步探讨”（3页）。更重要的就是那位在出版于1853年的专著《现实政治的基础》（第一卷）中首次提出“现实政治”这一概念的德国新闻记者和自由派活动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August Ludwig von Rochau，1810-1873），他几乎已被世人遗忘，比尔这部著作就是以他提出的观念为研究的核心，“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又存在多少争论”（7页）。可以说，在“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这个观念舞台上，罗豪才是真正的主角，全书最后“结语”的压轴戏“现实政治的回归”还是要有他的演唱。总之，概念演变史研究所能遇到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大都汇聚在比尤的这项研究之中。

对于这样一部问题语境极为复杂的著述，作者尽可能地向读者提供了把握的路径。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发现“现实政治”这个概念，第一部分揭示了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现实政治的根源，勾勒出这一概念的纲要，并且对路德维希·冯·罗豪的两卷本专著《现实政治的基础》做详细阐释。他强调指出罗豪提出的“现实政治”是一种分析复杂政治问题的方法，成功的治国之道有赖于政治家对当前特定历史环境的正确把握。

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检验现实政治如何被应用于英美两国的外交事务话语。因此，第二到第四部分主要是对话语的研究，现实政治的运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十九和二十世纪英美两国所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态度和对国际政治的阐释。“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现实政治概念还衍生出了众多歪曲或残缺的变体，正是这些变体导致了许多误解。……更为糟糕的是，还导致了许多恶行的发生。所以，我们无意在此重建对现实政治的盲目崇拜。”（8页）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准确把握比尤在这项研究中的基本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正是在“现实政治”和与之对应的“反现实政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最独到的见解，以及一些杰出的外交思想（9页）。

当下我们在美国大选后出现的惊天逆转局势中思考“现实政治”这个议题的时候，可以发现比尤在十年前的研究和作出的判断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他表示十分赞同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观点：“要是历史学家的作品总是回避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相当于宣告历史学术研究的破产。”因此，“本书在开篇和结尾都指出，路德维希·冯·罗豪提出的现实政治概念已经到了应被重新发现和认识的时候”（10页）。其次是关于罗豪提出的这个观念的基本判断：“在一个重要方面，现实政治的最初概念——正如其初创者所希望的——可以被理解为自由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路德维希·冯·罗豪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希望德国能够在法治、宪政和代议制政府下实现统一。他提倡现实政治实际上是在向其他自由主义者发出呼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实现目标，那就必须‘以现实的方式’对待政治的本质。……路德维希·冯·罗豪设法解决的挑战依旧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他所提出的现实政治纠正了某些如今仍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错觉。但他并不是要推翻自由主义，而是助自由主义走向成功。”（9-10页）比尤在第一章继续强调这个问题：“真正的现实政治也回避了自由乌托邦主义，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放弃自由理想主义。它抱有一种对未来的愿景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的指南，而不是听天由命地接受当前的世界。”（32页）

在当下，法治、宪政、代议制和自由主义，这些概念、体制竟然一夜之间在全球范围遭到严重挑战，而在挑战者及其追随者中间不乏以“现实政治”作为合法性标签。例如，就在上个月，唐纳德·特朗普在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拒绝排除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有追随者马上在评论文章中多次以“现实政治”这个概念为其唱赞歌，而且还把罗豪的《现实政治的基础》也翻了出来（Realpolitik，By Lafayette Lee & Voodoo）。因此，比尤对“现实政治”这个概念的梳理和基本价值的判断就有着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即便在历史学界中出现为极端的扩张主义辩护也是不稀奇的。英国历史学家A.J.P. 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1906-1990）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1 ）中认为希特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交政策是务实的欧洲扩张主义者的正常做法，同时他又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缺乏深谋远虑的冒险家，甚至说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传声筒”，这引起了长达数年的争论和抗议，泰勒坚称自己不做抽象的道德判断。但是也有历史学家在现实政治的狂澜面前坚持正义伦理的批判精神，例如前几天当特朗普最近针对乌克兰的言行引发轩然大波的时候，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美国副总统万斯（ J. D. Vance）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对于万斯指责他的观点是“道德主义的垃圾”，弗格森的回答是：“完全脱离道德的现实主义最终在国外缺乏信用，并且很快在国内会失去正当性。我们最好从历史书中而不是从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 Forum，2025，2，22）说得非常好，这也正是比尤在书中反复指出的观点，现实主义的回归绝不意味着可以抛弃正义伦理和自由主义价值观。

本书的第三部分表明现实政治的含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成为一个意义更为笼统的外交用语，它还首次被英国用来纠正一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理想主义的泛滥。但是，绥靖政策的失败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种英国式现实政治的局限性。第四部分进一步论述了“现实政治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realpolitik），现实政治可以与地缘政治（geopolitics）互换使用并且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美国的现实政治倡导者呼吁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立场，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第五部分深入分析了“实用现实政治”（practical realpolitik），在此期间这一概念卷入了一系列关于决策的争论之中。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这一模糊概念表明现实政治与反现实政治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大约到了2005年，现实政治作为一个褒义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之中，但是现实政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不是很明确。

在今天的语境中，我们应该在国际政治中坚持国家利益，当然包括国家主权、领土不容侵犯的原则——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政治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开所有的正义伦理、基本的道义立场而冷酷地维护和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更不能在全世界面前厚颜无耻地算计别国的领土资源作为提供有限援助的回报。比尤在全书最后的“结语”部分提出了八条建议和忠告，其中一条是：“真正的现实政治应该与对国家利益的狂热崇拜区分开来，避免掉入宿命论、绝对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陷阱，这些思想已经感染了某些版本的现实主义。历史告诉我们，应该警惕那些笃信自己是现实政治的扛鼎者的人。本书中，那些声称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现实却犯下重大战略错误的人比比皆是。坚持主张以‘现实’反对乌托邦主义的做法，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绝对主义和神学化的形式。这绝不是现实主义的做法。……尽管罗豪发出了警告，我们还是看到了现实政治与世界政治、强权政治和权力意志政治相混合的速度有多么快，以及现实政治是如何被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所影响的。”（336页）这可是很精准也很坦诚的劝诫和警告，头脑还稍为清醒的人应该已经看到个人野心与权力意志政治相混合之快和带来的灾难之严重。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写下的这段话是耐人寻味的：“在许多情况下，英国和美国的理想主义是毫无生气或是自欺欺人的。然而，它赋予了英美两国外交政策更多的连贯性、方向性和目的性。正如本书所认为的，些许现实政治就可以服务于更高的目标。它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政治的本质。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提防对现实政治的过度使用，以免忘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338页）苍白、空洞的理想主义固然无法让现实世界变得美好，但是无耻的、完全抛弃了道德理想的“现实政治”却能在顷刻之间给世界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