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是近代中国史上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改革开放后，胡适研究在中文学界蔚然成风，相关论著层出不穷，眼下仍颇为兴盛。与之相较，日本的胡适研究则不温不火，甚至可以说相当冷淡。不过，近些年来佐藤公彦教授为改变这一状况做了一些努力，值得关注。

佐藤氏1949年生人，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似乎是2015年退休后投入胡适翻译与研究，业已出版数种著作。先是将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迻译为日文（ジェローム・Ｂ・グリーダー著、佐藤公彦訳『胡適1891-1962――中国革命の中のリベラ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18年），接着选译了胡适论著，其成果有《胡适文选》（佐藤公彦訳『胡適文選』、全2卷、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2021年）和《胡适政治学问论集》（佐藤公彦編訳『胡適　政治・学問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22年）。在此基础上，作者撰成《驻美大使胡适的“通往珍珠港之路”——抗日战争与对美外交》（佐藤公彦『駐米大使胡適の「真珠湾への道」――その抗日戦争と対米外交』、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22年。下文简称“本书”）。

本书尚未见一篇书评，笔者不揣浅陋，略作评议。拙文由两部分组成，先是内容介绍，再则是评论。

一、内容简介

本书目次如下：

序

第一章 家庭与少年时期

第二章 中国“文艺复兴”的旗手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与胡适——《独立评论》时期的政论

第四章 “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胡适的抗日战争论

第五章 驻美大使胡适的“通往珍珠港之路”——对日美“太平洋战争”的期待

第六章 日美“临时过渡方案”为何被放弃

第七章 战时、战后的胡适——纽约、北平、上海、纽约、台湾

结论 胡适的遗产

由目次可知，本书虽纵贯胡适的一生，但它着重考察的是抗战时期的胡适。这也体现在篇幅安排上：第一章不足十页，第二章二十来页，第三章将近三十页，后四章分别有六十、八十、六十、五十页，可见后面几章内容较为详实，是本书的重点。

第一、二章写的是1930年代之前的胡适，大体相当于胡适早年掠影。第三章主要考察《独立评论》时期胡适的政论，虽说不上有多深入，但脉络比较明晰。

第四章第一节是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下一场战争——发生在欧洲，还是亚洲？》（The Next War — Europe or Asia？）的全文日译。该文于1934年3月发表于《太平洋事务》第7卷第1期。据汤因比预测，日本将来有可能与美国发生战争。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侵占中国和西伯利亚犹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但暴力会使人失去理智，而日本军人有可能踏上疯狂之路（他将此举称作日本民族的“切腹之路”）。汤因比将这场战争视为太平洋版的“布匿战争”，美国扮演罗马，日本扮演迦太基，结果迦太基遭受灭顶之灾。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变成太平洋的霸主。在这个预言中，中国和苏俄都是战争的主要战区。一个月后，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一个民族的自杀》，介绍了汤因比这篇论文的主旨。胡适在文章里引用了“日本民族切腹”论，但他认为中国还不配充当东洋武士的“介错人”，只配做一个同归于尽的殉葬者。

第二节主要是对汤因比论文的解读和发挥。第三节着重通过三封信讨论华北紧急局势下胡适的反应。1935年6月，得知“何梅协定”的消息后，胡适先后给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现已不存，好在胡适7月26日写给罗隆基的信中将该信的大意复述了一遍。简单地说，胡适主张“与日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以求取十年的和平。第二封信写于6月20日，胡适提出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以此来规划国策：一是日本独霸东亚，世界无能制裁；二是假定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爆发的大战可以消灭敌国的霸权，中国由此翻身。第三封信写于6月27日，胡适认为，为了促进“不很远的将来”爆发国际大战，中国必须付出“绝大牺牲”——经过三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之后，引发太平洋海战。这个策略，就是“日本切腹、中国介错”。

第四节主要涉及胡适与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的交锋。第五节简单考察了胡适对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反应。第六节指出，胡适在卢沟桥事变后基本上转向抗战论，受蒋介石之托，赴美从事宣传工作。

第五章颇为详尽地叙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种种应对。其写法基本上是先交代国际形势，然后引用往来电报和胡适的演讲，分析其见解和举措。举凡1938年9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重要事件，差不多都涉及了。

其中，第八、九两节仔细梳理了日美交涉的情况，其核心是日美谅解方案的谈判。1941年4月18日，担任驻美大使不久的野村吉三郎，为调整日美关系向近卫首相提出了“日美谅解案”。然而，刚与苏联达成中立协定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对此颇为不满，直到5月3日才提出了代表日本外务省强硬态度的方案，于5月12日向美方重新提出了“日美谅解案”，即五一二案。此后，美、日双方分别拟定了六二一案、七一四案（日方因故未能向美方提出）。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美国冻结了日本资产，对日石油禁运，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印度支那中立化的方案，遭到日方否决。

为应对石油禁运等棘手的问题，日本于9月6日再度召开御前会议，决心不辞对美、英作战，10月底之前做好战争准备，同时施展外交手段对美交涉，于是有了九六案。美方并未答复，希望将条件明确化，为此日本制定了九二五案。10月2日，美方作出回应，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面对重重困难，近卫第三次内阁辞职，10月18日东条英机就任首相。东条内阁连日开会，检讨国策，11月1日在九二五案的基础上提出了甲、乙两套方案。11月7日，野村大使向赫尔国务卿提交了甲案。同日，东乡茂德外相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甲案是日本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日方不能放弃四年日中战争的成果。11月10日，野村大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罗斯福提出了modus vivendi（临时过渡方案，日文译作“暂定协定案”）的说法。由此，日美非正式会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第六章探讨日美“暂定协定案”的谈判，以及中国方面（蒋介石、胡适、宋子文等）为防止美日妥协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最终，美日“暂定协定案”在中方强烈的反对下宣告破产。其后果是，日本联合舰队于1941年12月7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

第七章对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的生涯作了介绍。其中，值得留意的有两点，一是对胡适外交的评价，二是通过《斯大林战略下的中国》一文考察胡适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

二、评议

上文对本书的内容作了粗略的概括，以下是笔者的评议。直截了当地说，从胡适研究的角度来评判，本书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勉强合格而已。不过，本书希望弄清楚胡适在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具体一点说，胡适是否引爆了日美战争（可以说，这也是日本学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此而言，本书大体完成了它的使命。

为什么总体评价不高呢？最大的原因在于，本书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中外学界，尤其是中文学界，关于胡适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本书附录的中文参考文献（史料除外）只有以下几种：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耿云志《胡适与抗战》（收入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张忠栋《胡适使美的再评价》（《传记文学》45卷5期，1984年）、陈子善《说徐志摩》（上海书店，2019年）、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唐德刚《胡适杂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周谷编著《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联经，2001年；这里主要指书中收录的周氏本人的文章）、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而且，除了个别著作，基本上都是二十年前的成果（唐德刚的书是再版）。我不否认这里面有些观点和论述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仅凭这几本书，未免太单薄、太寒碜了。

下面，作较为具体的评述。

（一）如何评估胡适的外交

1、简单的学术史梳理

胡适出使美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学术论文暂且不提，迄今至少有五部著作涉及这一课题，分别是莫高义《书生大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传玺《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胡慧君《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其战争观的变化及在美国的演讲活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联经，2017年）、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联经，2018年）第二章。

李著笔者尚无缘寓目，在此略过。胡著主要有两个特色，一是从胡适的墨子研究来探讨胡适的战争观，二是对胡适驻美期间的演讲稿作了较为精细的文本分析。江著虽然参阅了齐锡生的著作，却未能集其所长，出于对抗主流的胡适研究的心态，侧重于对胡适外交的批判，对其贡献着墨不多，于胡适未免不公，在学术上有失偏颇。在上述著作中，单论胡适外交的研究，以齐锡生的专著最为细致、深入。可惜的是，本书未能参考较新的研究成果。

2、莫著vs本书

仔细查阅中文参考文献，大致可知莫高义的《书生大使》对本书的写作帮助尤大。公正地说，放在二十年前，莫著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称得上一部比较扎实的著作。本书虽然提及莫著的次数寥寥无几，但两相比较，可以说本书充分利用了莫著的成果，当然也承袭了莫著的局限和错谬。除了少数地方有所改进外，本书在整体判断上未能超越莫著。

所谓局部改进，试举二例言之。其一，莫著称“驻德大使来栖”在1941年11月抵美，向美国提出了《临时过渡办法》（Modus Vivendi）（莫著，页160）。本书对此有所纠正：一是罗斯福总统率先提出“modus vivendi”的设想，然后由日本提出具体方案（203-204页）；二是来栖三郎的身份，他是卸任驻德大使之后，以特使身份赴美的。其二，莫著强调胡适阻止了美日妥协（莫著，页152-169），而本书着重叙述了蒋介石和宋子文对美日交涉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抵制（236页），可知蒋、宋二人对这起事件的态度更坚决，作用也更大。

莫著一方面对胡适的外交作了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指出了胡适的三点局限：一是与蒋介石的急不可耐相矛盾，二是受到宋子文等政治人物的排挤（更准确地说，这两点应该算作现实环境对胡适的制约），三是书生本性影响了胡适对政治的理解与行动（莫著，页207-227）。这些内容和判断，大体上都被本书所承袭。比如，本书虽然花了不少篇幅叙述蒋介石、宋子文强烈反对美日妥协的事迹，却对二人总体上持批判的态度。这一来是因为作者受到莫高义、余英时、周谷等人的影响，高估了胡适在外交上的作用和贡献，二则由于作者对蒋、宋二人所知有限，对蒋介石尚且参考了几种日文的研究成果，对宋子文的认识则停留在陈伯达《四大家族》的层次（239页）。再则，由于胡适对宋子文多有怨言，跟蒋介石的关系始终不算融洽，受胡适的影响，作者对蒋、宋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从而严重低估了他们二人在对美外交上的重要性。

“胡云亦云”是胡适研究中的一大弊病，不独本书为然，实际上重胡适、轻蒋宋的心理在学界仍相当普遍。此处仅举一个例子。本书着重引用了三封信讨论1935年华北事变后胡适的应对举措。其中，针对胡适换取十年和平的想法，王世杰1935年6月28日在回信中写道：

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方亦决不因伪国之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则我国政府一经微示承认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页195）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侵略者的贪婪，以及胡适对政治、国际局势的天真——胡适的爱国之心诚然可敬，但这属于典型的“书生论政”。然而，不知为何本书对此视而不见，一味称道胡适的“高瞻远瞩”而不及他的“目光短浅”。

3、齐著vs本书

对于齐锡生的著作，一向自视甚高的江勇振也不吝赞辞，认为该书是“重新诠释胡适的一部力作”（江著，页334）。不过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从书名可知，齐著显然并不囿于“胡适研究”。实际上，该书所要考察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美关系，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内，当然必须正面处理。不过跟聚焦于胡适个人的其他论著相比，齐著的研究对象不止胡适一人，还包括蒋介石、宋子文、陈光甫等重要角色。为此，齐著非常重视档案史料和历史当事人的日记。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开阔的历史视野，齐著揭示出了更复杂、更多元的历史面貌。顺带一提，齐锡生还有一部《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联经，2011年），与《舞台》并为“姊妹篇”，是今人理解战时中美关系的权威著作。

下面将齐著与本书作比较，以揭示本书的不足。齐著至少在三个方面相当引人瞩目。

第一，它戳破了胡适使美时期的诸多“神话”（江勇振语）。对于胡适的外交，齐著做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和评估，有赞有弹。比如，齐著一方面指出胡适发给重庆政府的报告，显示了他的学者本色，展现了他的文笔和才华，另一方面也指出胡适情报搜集工作的局限：他善于将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传达给对方，却很少看到他如何从对方那里获取有价值的讯息和情报。也就是说，胡适擅长宣传，书中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适就任大使期间，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公关业务远远落后于日本的情况得到了彻底改变，胡适深入美国人民大众的能力，超过了此前历任驻美使节。不过，胡适并不是一个干练的管理人才，他未能在大使馆内建立情报搜集机制，整个大使馆的工作效率甚为低下。总之，胡适的个性适合当教授、当学者，但不适合从事外交工作，尤其是在战争时期（齐著，页71-72、75、82、142）。

与此相比，本书对胡适外交的认识显得过于简单，难称深入。

第二，齐著重塑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形象。先说宋子文。齐氏认为，宋子文在外交工作上的主动性、手段的灵活性都是胡适难以匹敌的，而且他“使蒋介石和罗斯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齐著，页317、351），后面这个说法不免有夸大之嫌，忽视了世界形势对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不过，宋子文的外交成绩是无可否认的。附带一提，侯中军对齐著写过一篇不错的书评（《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值得参考。

与之相对，本书对宋子文抱有很深的成见，基本上是扬胡（适）抑宋的态度。比如，“宋子文不太聪明，不能很好地概括（罗斯福）讲话的要旨”（227页），并通过比较宋、胡的电报加以证实，同时指出宋氏向蒋介石献媚，说胡适的坏话（231页）。如果说这个批评尚有理据，那么书中借罗斯福来扬胡抑宋，就失之武断了。1941年12月6日，即珍珠港事件前一天，罗斯福给日本天皇发电报，企图通过“友谊”来扭转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次日零点三十分，从纽约返回华盛顿的胡适进入白宫，罗斯福为他朗读了电文，并作了解释。对此，作者认为罗斯福之所以选择胡适而不是宋子文，原因有二，一是通过胡适将美方的意见告诉中国政府，希望蒋介石能“理解”他的举动，而罗斯福并不信任宋子文，相反他觉得胡适的理解力、记忆力和人品更值得信赖；二是罗斯福可能想起了胡适在美国的一系列演讲，那些演讲可能暗示了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248-249页）。——书中没有为这个推测提供任何凭据，基本上是先入之见影响下的肆意发挥。胡适说过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作者对胡适推崇备至，却未能恪守他的治学原则。其实，罗斯福此举和他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打电话给胡适，道理是一样的，胡适是在任的驻美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从外交上来说，罗斯福这样做是最恰当的。至于罗斯福总统私下对胡适、宋子文有何轩轾（假如有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在官方场合，他必须公事公办。

再说蒋介石。读罢齐著，蒋介石坚持抗战的意志及艰苦卓绝的奋斗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他出色的大局观也值得称许。齐著指出，蒋介石比胡适更早形成“苦撑求变”的抗战方略，而且他的分析比胡适的更为缜密。该书结论部分对胡、蒋的外交思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胡适主张“苦撑待变”，然而他只对“变”侃侃而谈，对“撑”却绝口不提，仿佛世界大局被胡适讲清楚了，“苦撑”就跟驻美大使无关了。胡适的盲点在于“过度着眼于被动的待变，而严重地忽略了他在帮助国家苦撑的过程中，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相较之下，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作为可以用“苦撑求变”来形容，“待”和“求”虽只一字之差，但在境界上却是云泥之别（齐著，页174、549、551）。

“求变”和“待变”的差别，最鲜明地体现在如何应对美日妥协这一危机上（齐著，页513-520）。齐著明确指出，要把1941年底导致美日谈判破裂的功劳归之于胡适，“则有张冠李戴之嫌”。实际上，为了阻止美国和日本达成妥协，蒋介石动用了各种手段，不仅他本人主动介入，宋子文、胡适、拉铁摩尔、宋美龄等也参与其中。其中，胡适仍然十分被动，似乎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的工作只能说尽到“本分”，而进取不足。拉铁摩尔和胡适一样，“以温和而又有分寸的方式，向美国官员们传达中国的反对意见”。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则向美方“发出了像潮水般的电报”，而宋子文在这个紧急关头动用了他在华盛顿所培养的一切关系，甚至将外交攻势延伸到大西洋彼岸——成功地说服了丘吉尔首相给罗斯福发电报，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所以，蒋介石在1941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称赞宋美龄、宋子文在这起事件中立了大功，“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齐著通过梳理相关史料，让读者理解蒋介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判。附带一提，杨天石也曾著文探讨这个问题（《珍珠港事变前夜的中美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对于宋子文取代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一事，本书批判蒋介石搞裙带关系，只会重用亲属（238、239、240页）。这个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胡适被撤职一事至少牵涉到三方面：胡适本人的所作所为，蒋介石对胡适的态度，宋子文在对美外交中的角色。遗憾的是，本书对这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掉进了胡适材料的陷阱而未能综观全局。此外，作者似乎从未想过胡适为什么会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且长达四年之久？齐著指出，蒋介石在抗战初期让胡适、蒋廷黻、顾维钧担任重要的外交职务，而他们三人跟国民党或蒋氏本人并没有很深的政治渊源（齐著，页74），可见蒋介石并不像作者所批评的那样只会搞裙带关系。

第三，齐著对二战期间民主国家的尔虞我诈和种族歧视有所批判。这虽然不是齐著的研究重点，却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课题。众所周知，在日本全面侵华后，最初四年中国是孤军奋战，英、法、美都曾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中国，比如英国和法国都曾屈服于日本，关闭了滇缅路、滇越路，使中国抗战雪上加霜，濒临绝境。同样，美国民众虽然同情中国，但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并且继续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是日本侵华最大受惠者，实质上有助于日军在中国施暴（齐著，页106、531）。然而，本书对美国的这种行径非但没有任何批评，反而指责蒋介石寻求援助是贪得无厌（231页）。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其一，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制，是否意味着它的所有举措都是光明正大、符合人类道义的？从历史上看，显然不是如此。西方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凶猛的帝国和殖民国家”（齐著，页553）。其二，作者对日本侵华到底有着怎样的认识？对此，值得认真观察和仔细思考。

另外，齐著敏锐地指出，同样是求援国，为什么美国军方对中国趾高气扬，对英国却不会摆出颐指气使的姿态？这就涉及种族认同和优越感的问题。齐著认为，“种族歧视在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关系史上，无论是珍珠港事件之前或是之后，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而难以量化的作用，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因素，也是在历史叙述和分析层次上必须正视和直言的一个角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华人是全世界唯一不许移民美国的民族，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要到1943年才废除，所以一旦像宋子文、蒋介石那样“不守规矩”，一些美国人就会大动肝火，修养稍好者也会蹙眉不悦。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在公开场合或是好友私下聊天，似乎从来没有对美国遍地皆是的种族歧视做过任何评述。这一点和陈光甫、宋美龄和宋子文大不相同。”（齐著，页484、485、154）

与齐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书虽然偶尔提到美国对日本人的歧视（如250页），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我不敢说作者在无意识中也承袭了这种种族优越感，但本书字里行间确实透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气味。比如，由于胡适的电报，蒋介石误解了美方的意图，罗斯福对蒋氏的误解颇感不快，于是本书很体贴地分析了罗斯福的心情（231页），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奇怪的是，全书几乎没有一处体贴蒋介石、宋子文的难处，而更多的是批评和责难——有的批评或有一定道理，但不少批评是难以成立的。例如，上一句承认蒋介石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下一句就质疑他的思想和行动（247页）。“蒋介石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一节（253-257页），可谓集中展示了对蒋介石的偏见。在作者笔下，蒋介石一边指责苏联、美国不和日本开战，都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一边又从苏联、美国获取军事和经济援助，抵抗日本的侵略，是非常自私的行为，根本不配什么“礼仁集义的精神”（254页）。在这种地方，我们很难体会到作者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批判。另外，作者质疑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是否真的“尽到了责任”——怀疑本身是可取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却没有充分查阅相关成果（只参考了日文论著，如段瑞聪和鹿锡俊的著作，而忽视了中文学界对蒋介石的大量研究）——本书单方面采信了拉铁摩尔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对日战争、歼灭日军的重任都抛给了美军，利用美援武装国军，积蓄力量（256页）。对于这个问题，齐锡生曾在《剑拔弩张的盟友》中有详尽的探讨，在《舞台》一书中也有所触及。此处限于篇幅，恕不展开。

另外，本书对胡适外交的评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第七章通过引用翁文灏、王宠惠、孔祥熙等人的言论，对胡适的外交成绩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改变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在美国树立了‘自由中国’、文明人（civilized people）的形象，为民主中国赢得了同情和援助，为推动日美战争创造了条件，居功至伟”（与莫著《书生大使》基本相同），同时对张忠栋、耿云志、唐德刚、绪形康等学者提出了批评（272页）。可是，结论部分又对“胡适促进日美开战”持审慎态度，认为这个说法把事情简单化，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导致日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于日方，“是日本使自己陷入了穷途末路”（312页）。无论如何，本书基本上无视蒋介石、宋子文在对美外交上的作用，更没有意识到中美关系在整个抗战前期居于何等地位，有如盲人摸象，自然无法作出持平之论。

最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2006年（莫高义《书生大使》出版）到2017年（齐锡生《舞台》出版），虽仅十年，但学界关于胡适对美外交的研究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最大缘由在于，新史料的公开和利用。遗憾的是，本书对中文学界的新成果、新动向采取了无视的态度，这也导致其裹足不前，难以取得较高的学术成绩。

（二）细节问题及其他

1、细节差错

在笔者阅读的日文著作中，本书在细节上的错误未免过多了一些，这在某个层面或许也反映了著者本人和编辑对现代中国历史认识上的缺陷。

首先是笔误。比如，“朱家清”应为“朱自清”（14页），“楮慧僧”应为“褚慧僧”（28页），“简友文”应为“简又文”（37页），韩愈的《原论》应为《原道》（58页旁注），“咏雪”应为“咏霓”（翁文灏的字，265页），“成立年不祥”最后一字应为“详”（275页旁注），“王重明”应为“王重民”，“扑学”应为“朴学”（均为275页），“汤田彤”应为“汤用彤”（282页）。另外，第143页说吴健雄博士“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说有误，实际上吴健雄并未获得该奖，尽管她在物理学领域贡献卓著。第239页提到“外交史家张忠绂（清华大学教授）”，这是将张忠绂与蒋廷黻弄混了，蒋氏乃清华教授，专攻外交史；张氏乃北大政治学系教授，是国际关系专家，胡适1930年代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就受到张氏的影响。

其次，大概由于相关背景不太熟悉，导致错谬。例如，书中提到胡适在北京的住所，说是在“圆明园附近”（97页），此说不确。胡适在北京有五处故居，都在城内，而圆明园在北京西郊。1930年底胡适在米粮库4号租定新居，所以“圆明园”或为“景山公园”之误。再如，书中提到“胡适年轻的学生顾颉刚”（23页），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二人在年龄上其实是同辈，顾颉刚只比胡适小两岁，论中国传统学问，顾颉刚、傅斯年（比胡适小五岁）都不输于胡适，甚或过之。又如，书中说胡适在寓居纽约期间的日记里根本没有提到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272页），这也是错误的。据胡适1943年3月4日日记，他们不仅见过面，还有过交谈，只是胡适对宋美龄印象不佳：“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有个问题略微复杂一些，不妨在此稍作分辨。胡适和江冬秀育有二男一女，分别是长子胡祖望、次女胡素斐（不幸夭折）、三子胡思杜（胡适日记里一般写作“三儿”或“小三”），但在日文里则分别称作长男、长女、次男。也就是说，中文的称呼一般是按出生先后，而日文的称呼是按男、女性别排序的（比如，日文里的“三男”在家里有可能排行老五）。不过，在有的场合，中文也会像日文那样将胡素斐称作长女。总之，中文在这方面是比较自由的，而日文是比较讲规则的。本书第102页提到的“三男”是指胡思杜，第283页提到的“次男”也是指胡思杜，严格说来这两处称呼都不太准确，最好能稍加解释，以便读者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

此外，本书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甚为推崇，并表示：“对于像我这样战后出生，缺乏日本汉学、中国学、中国哲学训练的日本人来说，胡适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显得更为平易近人。我相信中国、日本的年轻读者也会有同感罢。”（22页）最后这句话暴露出作者对青年一辈和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隔膜。首先，当下日本有多少年轻人对胡适感兴趣呢？其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上早已落伍，这是常识。倘要了解中国哲学，一般不会推荐胡适的著作，冯友兰、李泽厚等人的著作大约会是更好的选择。

2、本书的优长

上文对本书作了不少批评和指摘，那么，本书是不是毫无益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看来，本书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日文材料的运用，以及对日方立场和角色的探讨。在此略举数例。

其一，江勇振在《国师策士：1932-1962》中力图戳破“三个日本人才抵得上一个胡适”的神话，可是他对那三个人所知也很有限；他虽然利用《纽约时报》介绍了高石真五郎与胡适的辩论会（江著，页237-238），但也仅此而已。毕竟，江氏并非日本近代史、日美关系史的专家，当然不必苛求。而本书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讯息。

其二，从本书中我们不仅得知高石真五郎（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的主笔）与胡适有过辩论，须磨弥吉郎（1937年4月就任驻美大使馆参事官）也和胡适有过演讲竞赛，还了解到鹤见祐辅与胡适对美认识的差异（114-118页）。

其三，本书借鉴了莫高义《书生大使》对日美贸易的分析，介绍了日美贸易的结构和1937—1939年日美贸易的状况（119-120页），而这是研究胡适外交时容易忽略的时代背景之一。

其四，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梳理日美交涉的情况（179-204页），这是中文学界很少触及的。

其五，胡适在1936年到日本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这期间送给高木八尺一把扇子，他在扇子上抄录了杨万里的《桂源铺》，也就是以“万山不许一溪奔”打头的那首诗。书中自问，高木会如何理解这首诗呢？（95页）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3、几点思考

本书在学术上不尽如人意，有几点值得深思。

其一，本书在历史观上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在序言和结论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背后，又跟作者本人的思想和视野紧密相关。作者曾鼓吹“中国是近现代日本最大的绊脚石”（佐藤公彦『中国の反外国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ヘン戦争から朝鮮戦争まで』、集広舎、2015年、第4頁。附带一提，日本学者古谷创曾撰文批判，见《中国研究月报》第70卷第1号，2016年1月），基于极端对立的立场，本书中充斥着“反中/嫌中”的意味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对中文学界胡适研究的最新状况完全置之不顾，不知是不是一种对抗“中国排外主义”的“排外主义”。倘若如此，那真是很可悲哀的，戴着高度的有色眼镜，最终只会迷失自我。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中文世界的读者切不可因此就小觑日本的中国研究。

其二，“胡适中心主义”要不得。历史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胡适确实在某个时期扮演了思想领袖的角色，但研究者应避免以胡适的标准来衡量他人，而应抱持多元开放的心态理解历史的复杂和纷歧。近些年来，有些人以胡适作为标准尺，仿佛胡适拥有“唯一正确性”，因此梁启超、陈独秀、鲁迅、雷震、殷海光……都等而下之了。这种历史观极为浅薄而荒谬，且贻害无穷。本书对胡适、宋子文、蒋介石的评判，就犯了“胡适中心主义”的谬误，将之与比较扎实的中文研究相对照，高下立见，一目了然。

必须承认，对一部著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十分困难的。基于胡适研究的立场，笔者认为本书在这方面贡献寥寥。不过，若能引起更多日本学者关注胡适及现代中国，本书在日文学界或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著者年逾古稀，仍孜孜以求，这种治学精神让人敬佩，但褊狭的历史认识会导致南辕北辙，濒于险境，于此不能不深表忧虑。著者主张“批判使人进步”（321页），对此笔者深表赞同，故敢就本书作一较为彻底的批判。

附记：本文草于2024年年初，2025年2月改定。在材料搜集上，曾得到彭兴兄（时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彭皓兄（时为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协助，谨此致谢。